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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体间性看文学教育 | |||||
| 作者:网络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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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间性看文学教育 ——兼谈《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写     徐珞翰(徐珞翰,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1级硕士生,以下简称徐):您一直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甚至认为“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学课”,为什么?     王尚文(以下简称王):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身上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离,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不管在小学、中学都应当是语文教育的主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中小学生怎样学习语言?往往会有人非常热心地告诉我们:“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嘛,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毛主席说的这三条对不对?对!但它并不是无往不适、老少皆宜的万灵仙丹。众所周知,这三条是他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演讲中提出来的,对象是教员、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和一切工作干部,显然中小学生是不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三条也作为中小学生学习语言的指针,弊多利少,甚至有害无益。     中学生读古文的能力不强,外语水平也不高,他们尚不具备向古人的、外国的语言学习的条件。至于向人民群众学语言,中小学生可以学,应该学,但是毋庸讳言,极其丰富的人民群众语言中也有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糟粕,而中小学往往缺乏鉴别的能力,常常兼收并蓄,因此也不宜在中小学生中片面强调。     中小学生应该以向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为主。优秀的文学作品,吸收了古人的、外国的尤其是人民群众的语言的精华,是中小学生学习语言的最好范本。语言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任是宇宙之大或是芥末之微,任是九天之上或是五洋之下,任是世上实有或是心中所想,任是色彩、线条、音响、节奏、旋律或人体动作等等所无法表达的最复杂、最微妙的一切,文学都可以用语言把它真实生动地再现出来,正如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向文学学习语言,事半功倍。     徐:也就是说文学是学习语言的理想对象。     王:可以这么说。但是从文学学到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使人成为“人”的通灵宝玉。 《庄子》上有这么一则颇富哲理的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的哲学面向过去,主张“齐物”,在他笔下“浑沌”被凿开了七窍就死了。而我们则认为没有七窍的“浑沌”是一个片面的人、不自由的人、混沌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真正的人。如何为混沌的人凿开人的七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呢?其实不必另凿七窍,而只要把“混沌”的感情或心灵提升、转化而为“人”的感情、心灵即可。文学,便具备这种提升、转化的功能。     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是那一个时代人的生命意志的最高体现、人文精神的最高结晶,这为将“混沌”的感情提升为“人”的感情,转而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提供了最理想的对象。克罗齐说得好,“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阿·托尔斯泰则认为“文学的一个总的目的是从感情上去认识伟大的人”。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吸引读者关注“人”的思想和情感、性格和命运、机遇与行动,理解把握这些“人”背后的深刻动因,并进而转化为自觉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文学有如润物无声的春雨,在不知不觉中将向外的审美活动内化、升华为内部的自我建构能力,使“混沌”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语言不是文学的工具,文学不是教育的工具。文学是人学,这不单是一个在文学理论中非常深刻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语文教育中非常深刻的命题。我们通过语言把握文学,同时也通过文学学习语言。文学因人而生成,人也因文学而生成。     徐:文学不仅仅可以学习语言,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与人的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我最近重温了李 吉力 先生的《文学是人学新论》一书,其中有一段关于人的论述,印象深刻,他说: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人是一种〖ZZ()自我向人的生成〖ZZ〗〗,这个命题含有如下几层意思。     其一,人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自我实在。     其二,这种实在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自在状态,而是一种自为的生成过程。     其三,这种过程是人的生成过程,或者说,是自我不断地实现自身即类的自由的过程。     其四,这种自由的实现过程与其说是物质生产的劳动过程,毋宁说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     从这一命题所涵的这些含义出发,我们可以说,文学之所以是人学,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基于文学的这一人道主义立场。     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王:当年——好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吧——我看了李吉力先生这本书,深受启发。这本书可谓胜蓝之作,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学是人学》,振聋发聩,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李先生这一新作确实有独到之处。比如面对“我是谁”这一哲学追问,李吉力先生提出了“我是觉醒了的自我”的观点。     徐:在我看来这似乎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是吗?李吉力先生指出:“人是自我向人的生成”时,他并没有说明自我是如何向“人”生成的。     王:对。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命题。它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张扬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觉醒的表现。认为人是“自为的生成过程”固然很对,但其缺陷在于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不管是把人类或是人类中的某一个体看做主体,都基于以下前提,即他物或他人是客体,认识的客体、利用的客体、占有的客体等。而人的生成过程恰恰不是孤立的单向的过程,现代哲学解释学很好地揭示了这种“生成过程”的奥秘,这对我们理解文学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人与世界之间真正的、自由的关系是“你——我”的关系,而不是“我——它”的关系。人是在与人、与世界对话过程中生成的。     徐:这也就是马丁·布伯认为的人在面对外物时所持的两重态度。     王:是的。人,总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他总和自身以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种关系:“我——你”,“我——它”。在“我——它”的关系中,人总是出于自我的种种需要将周围的一切当做“它”——与“我”相对立的客体。“它”是“我”经验、利用的对象,是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我”与“它”之间的是一种有限的利用的关系。     在“我——你”的关系世界中,人不再以“利用”的态度对待外物,不再将外物视作“它”,而是将其看做“你”。“我”和“你”是两个平等的世界,“我”以“我”的整个存在接近“你”、发现“你”,在“你”中照出“我”自己、发现“我”自己。     关系总是相互的,执持“我——它”的态度,势必将一切视作可资利用的“它物”,自我也必将异化为“物”。当执持“我——你”的态度时,人因为将“你”当做“你”而成为“我”,升华、超越了自己,从而成为更本真、自由的存在。在本真的共在中,世界不是外在的客体而是另一个自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自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在“我”与“你”的对话中和谐共在。     所以在现代哲学解释学中,存在被认为是超越了主体的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主体性变成了交互主体性。主体性这一概念让我们找到了文学教育新的理论依据和更为有效地进行文学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徐:也就是说,人是一种主体间的存在?这比较抽象,您能说得再具体一些吗?     王:主体间的存在不是主客二元对立上的主体对客体的构造与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人的物质存在看,人是主体间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自足的存在,而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外物的。人是与所依赖的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互相关系才得以顺利地生存、发展的。人作为生物的存在,是主体间的存在。他不能离开空气,但他不是空气本身,空气也不就是人的机体,他存活于他与空气的关系之中。     其次,也是更重要、更本质的,人之为人的精神存在也是主体间的存在。从表面现象看,主体性理论最能说服人了。人的感动、情意、认识等等难道不都是“我”这个主体的吗?它绝对不可能属于与“我”分立的客体,也不可能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某个地方……     徐:人的精神存在是关于思维活动、情感体验等等的精神现象。然而无论是思维活动还是情感体验,传统的主体性哲学都认为这只是作为自我主体的人认识到了或感受到了某种对象,它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视为两个自足的互相孤立、互相封闭的世界,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峙的非此即彼的存在,一种横亘在主客体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要么是主体征服客体,要么客体傲视主体,二者永远对立。     我觉得这种观点仅仅停留在认识论上,还没有深入到本体论,即存在的层次。     王:的确如此,实际上,“主体性”并不能够真正说明人作为精神存在的本质。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就从现实性上来说,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存在于关系之中,独木不成林,一开始就离群索居的人不可能成为“人”,他在狼群中只能成为狼孩,在猴群中只能成为猴童。一句话,人是在和人的、属“人”的关系中成为真正的“人”的。      徐:您最后这句话很有意思。和人的关系其实有两种:属“人”的关系,非 “人”的关系。用属“人”的关系来进一步限定和人的关系,您的意思是说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只有把他人当成一个“人”,他自己才能称得上是个“人”,这样理解对吗?王:不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说道:“人首先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一个叫彼得的人所以会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看,只是因为他把那一个叫保罗的人看做自己的同种。”同样,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两个人相互之间都把对方看做人,才能确证自己是人。所谓“仁”,便是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相互宽容。说得再具体一些,正是贾宝玉把林黛玉看成是可敬可爱之人,从中返照出贾宝玉也是可敬可爱之人;薛蟠把香菱仅仅看成是性的对象,从中也返照出薛蟠也不过是性的化身而已。人和人的关系,纷繁复杂,从本质上看,大体可以分为属“人”的关系与非“人”的关系两种类型。当然,人是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是在和人的属“人”的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而在非“人”的关系中,他的人性、人情将会不断受到腐蚀、损害、非人化,如衣冠禽兽是也。     所谓人只能生存于关系之中,也就是指人的存在只能是主体间的存在。进入与“你”的关系中的人或物,即使“你”把“它”当成客体,“它”实际上仍旧是一个主体,这不以“你”的意志转移。比如即使人人都把麻雀当做“四害”之一来围剿它,它和人类的关系却并不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即使“你”吃掉它,“你”仍摆脱不了“你”和麻雀的关系。总之,你可以消灭它,却不能动摇它作为主体的地位。人作为精神的存在同样也存在于关系之中,是一种主体间的存在。喜怒哀乐总有本有源,这本和源有两头,一头是人这个主体,另一头是与人这个主体发生、存在某种关系的另一个主体(人或物)。人只有进入主体间,人才会有人的精神生活(自我也是我的另一个主体),人不断地进入生活,就是不断进入新的主体之间的空间。与之建立主体间关系的“你”越多,主体之间的空间就越开阔;与之建立主体间的关系的“你”越多,主体之间的空间就会越澄明。     徐:我记得您在《语感论》中曾这样论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的言语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非此即彼’的界限,夏瑜是夏瑜,‘阿义可怜’是他所说的一句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至于从他和驼背五少爷们的关系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了。但语感却在人们的言语实践中把‘彼’‘此’融合而为一个整体,成为‘亦此亦彼’的所在。人其实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因而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定义为是具有语感的存在。……”是不是说主体间的关系是一个“亦此亦彼”的存在?     王:“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是“主体间”存在的基本特征。某一主体(此)与另一主体(彼)共同进入了“主体间”空间,此已不同于以前之此,彼也同样,在这一新空间中,“彼”、“此”都生成了新质,当然也都脱离不开原来的基础。     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实际的利益关系尚未能完全摆脱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人在现实中的主体间的存在是不充分、不自由的;而人的精神存在则具有真正的、纯粹的主体间性。     比如文学审美活动中面对的不是客体,而是文学形象,是人,是“你”,是另一个我。在文学审美过程中,“我”的主体性消失了,文学形象的客体性也不复存在。“我”与文学形象相互进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存在,共同体验、经历着生活。在这一自由的世界中,文学形象(对象主体)成为“你”——与“我”(自我主体)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二者合为一体:“我”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我”在体验、理解了“你”的同时也就认清、理解了自身。     王:你这样理解没有错,但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人与文学形象融合、共同生活与体验是一个与之共同成长、历练的过程,这一“人”的生成过程经过作家的加工、提炼是高度浓缩集中的过程。在实际的存在中,“人”的生成虽不乏对象主体与机遇,但它们零星地散落着,人们对它们的感知、观照与它们的交流融合,既要受到他自身所在的时空及社会关系的无情局限,又要受到他自身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发现、捕捉、体验、理解、评析能力的无情局限。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所能实际提供给一个人的“主体”就显得异常贫乏了。而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将这一切集中地融于一体,最典型、最具体、最生动、最强烈地展现了“人”的感情,“人”的心灵,是促使“人”的生成最理想的对象主体。     其次,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作家的生命情感、意志、智慧的最高体现。正如左拉所言: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作者的心灵和头脑,读者才得以与这些优秀的“心灵和头脑”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沟通。我记得林语堂先生在《关于〈生活的艺术〉》一文中有很精到的描述,他说:     ……常常会在惊奇之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发现了一个古代作家做了他的证人,他们变成永久的精神朋友。……     情感、思想、智慧的相遇可以超越时空,自由地产生共鸣与碰撞。与这些优秀的“神灵”进行“精神交通”,与这些精神朋友“友谊维持得越久,受其影响也就越大”。     总之,无论是文学形象也好,作者也罢,文学都让我们使自己同精神生活的各种表现得到认同,用阿德勒在《理解人性》中的话说是“使大家获得了一种使我们形成更好的、更成熟的心理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对人而言是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主体,能使人生成为更好的、更成熟的“人”。     徐:可是“使人成为更好的、更成熟的人”这是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理想境况。事实上,在现实的文学阅读活动中能否收到这样的理想效果仍是个探索中的问题。     王:我们便一直在思考探索这个问题。     促使“人”的生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人”的生成只能在与“人”的属“人”关系中生成。也就是说“人”的生成首先要有“人”——一个优秀的对象主体,其次要与这个“人”之间建立属“人”的主体间关系。     然而自然状态的文学审美活动中,在这两个方面有较多的变量,削弱了文学的这一作用和功能。在自然的状态中,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人的视野,与之建立主体间的关系具有太大的偶然性。如随手抓起一本书就读,这书既可能是经典著作,也可能是通俗读物,还可能是相当低劣的文学作品。     可是,即使面对着一部优秀的作品时,“人”的生成与他对此作品所执持的态度紧密相连。比如《红楼梦》,无论在语言艺术上、思想上都堪称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然而在这皇皇巨著中,道学冬烘单看见一个“淫”字,所谓的革命家看出了“排满”,而最爱飞短流长的流言家喜的是侯门丑闻、宫闱秘事。很难说这类阅读有助于人的精神长成,原因在于他对待作品的态度:《红楼梦》在他们眼中或是靶子,或是旗帜,或是偷窥的后窗,惟独不当其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亲可近、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们也便不能在阅读《红楼梦》中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提倡文学教育便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作品进入人的视野,成为他们的“精神朋友”,并使他们能以“人”的态度与之建立起属“人”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实现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更好的、更成熟的人。要使文学对“人”的心灵产生深广的影响,我们能做的便是文学教育,即在自觉地调整下使自然状态的文学审美活动成为更优质的文学审美活动,因此我想提出文学教育的两大原则:     一是优质原则,学生阅读的主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期和“人”的思想情感、“人”的性格命运产生共振共鸣。     二是优先原则,即让优秀的文学作品尽早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早年时期在精神世界中积淀下的东西往往会默默地影响他一生,人生命初期的记忆是深刻而久远的。随园老人袁枚学识渊博,到老年仍勤读不辍,在其《衰年杂咏》中他却哀叹道:“随摘随抄随忘记,偏记儿时读过书”。人的精神成长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在精神世界里扎下了根,便会对后来的成长产生长久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封建糟粕就是通过儿童启蒙读物的传播、灌输而积淀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一些庸俗、功利、陈腐的观念就是在朗朗读书声中融到了国人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成为国民劣根性。     徐:对于精神成长的不可逆性,我记得苏霍姆林斯基有过一段论述,他说:少年的心灵对善和恶非常敏感。可是,为了形成善,要付出许多努力,要点燃美的火花(只有用大火才能点燃一个小小的火花)。恶却是很容易形成的,只要对少年漠不关心,只要既不教善,也不教恶,足以形成恶。因此,不要错过少年时期。正是这一时期能在少年的心灵中树立起善和美的道德理想。错过了时间,耽误了时间,就永远无法弥补了。     也就是说,只要是人必然就有感情,或为崇高的信念所点燃,或为原始的欲望所主宰,从而有美好与丑恶之分,高尚与卑下之别。而一旦让丑恶卑下的感情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王:文学教育便是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语文教育,以达到塑造心灵、提高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的目的。文学教育应该在丑恶卑下的东西进入少年儿童的心灵之前,用美好、优秀、高尚的情感塑造他们的精神世界。     徐:钱理群先生把这称为“为精神打底”。他说有了精神底子的人将会“从原来不自觉的幼稚的和谐过渡到更高、更自觉的和谐,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王:所以我们认为优秀、优质的“二优”原则是文学教育的关键。也正是基于以上的两条原则我们编写了《新语文读本》。     徐:我注意到您的文学教育理念是从情感教育角度来谈的,您早在1990年出版的《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中便提出了这一观点。时隔十多年,您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王:强调文学的精神层面并不是忽略文学的语言。言为心声,文学的存在便是语言的存在,优质的文学作品、美好的情感都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的。语言在这里绝不是纯粹的工具,而是与人的情感、思维共生共存的存在。语言与人的精神紧密相连,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也不可能分,好的精神必体现于好的语言,好的内容必以好的形式出现。     我十多年前单单把文学教育看成是情感教育是不全面的,这使文学无法与美术、音乐等其他人文学科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一观点并没有揭示、把握到文学教育的特征与优势。情感教育是文学、美术、音乐等等人文学科的共同功能,而我认为鉴于文学的特殊形式,语感应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质。因此,我认为应从语感的角度切入文学教育。     当然了,文学教育的真正本质与功能是一个深刻的命题,应该继续探讨下去。     徐:那么您在编写《新语文读本》时就是抱着这样的理念来做的,是吗?您能简单地谈谈“新语文读本”的编写情况吗?     王:《新语文读本》的编写是钱理群先生倡导与主持的,他的语文教育就是《新语文读本》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们怀抱一个良好的心愿:     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尤其在中学版的编写中,钱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     小学版的编写,方卫平、曹文轩两位先生统帅全局,做了大量工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他编委也各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许多见解也给我以有益的启示;我在其中,虽有付出,收获更大。     至于小学版本身,我翻读其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正如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所说的:“要是我们在少年时代能读到这样的作品,那该多好!”     徐:说实话,许多和我一样的过了少年期的人看到《新语文读本》时也都有同样的感叹。我们虽然不再是孩子了,却依然喜爱这套书。在这里我想以长大了的孩子的身份说一声:谢谢您,王老师!                                               (原载《中国儿童文化》第1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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